绘图：李芸 王婵 王维佳 制图：赵嘉文
2024年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接受党和人民的最高礼赞！
岁月铸就荣光，事业赓续传承。身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当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弘扬英雄精神，将英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
李振声：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向国家作出回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孕育着广袤的黄河三角洲。这里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正变得绿油油、金灿灿。
我国盐碱地的总面积约15亿亩，其中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约5亿亩。在盐碱地建设“滨海草带”，通过种草养畜实现我国环渤海地区千万亩滨海盐碱地的高效利用——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振声年近90岁时提出的构想。
“李振声院士说，我国人多地少，利用盐碱荒地不仅不占农田，还能增加耕地。重度盐碱地种粮不划算，那就种优质耐盐牧草，发展畜牧业，由单纯粮食生产向大食物观转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试验站站长王建林告诉记者。
为“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在70余年的科学生涯中，李振声始终躬耕田野。他曾在祖国西北培育推广抗病、高产的远缘杂交小麦；组织“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和“渤海粮仓”等重大农业科技攻关，多次在我国粮食减产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提出粮食增产对策。
王建林和同事多次到李振声家中拜访请教。“李振声院士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为国增粮的家国情怀溢于言表。他勉励我们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国家的战略需求与个人的科研兴趣紧密结合起来，科研兴趣一旦确定下来就要瞄准目标、久久为功。”王建林说，李振声的这席话让他深受触动，也让他更坚定地把“盐碱地综合利用”作为自己的终身研究方向。
前辈之风范，后辈之楷模。为实现“滨海草带”这一战略构想，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在2022年成立“李振声滨海草带青年突击队”，在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四季耕耘。如今，团队在耐盐碱大豆、玉米、水稻、高粱、田菁、长穗偃麦草、稷子等作物种质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年逾九旬，李振声已不能亲自去田间地头，但他经常向学生了解远缘杂交小麦育种最新进展、“滨海草带”建设情况，并提供指导和建议。
巴依卡·凯力迪别克：家是塔县，国是中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云舒
“荣誉是一种肯定，我很激动，但我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大了。”谈及获得“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的感受，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原护边员巴依卡·凯力迪别克告诉记者，“‘人民卫士’这个荣誉称号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许许多多守护祖国边防的各族群众。”
“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帕米尔高原的冰峰雪岭之中，伫立着海拔最高的国门——红其拉甫国门。就在这“生命禁区”上，巴依卡一家三代人为官兵指引方向，用长达70年的坚守捍卫边境线。
巴依卡的父亲凯力迪别克·迪力达尔是家中的第一代护边员。1949年12月，红其拉甫边防连成立，官兵们执行边防巡逻任务的目的地是被称为“死亡之谷”的吾甫浪沟，走上一趟要翻越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达坂，数十次蹚过刺骨的冰河，路上还常发生雪崩、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没有经验丰富的向导，官兵们寸步难行。就在这时，凯力迪别克主动找来，当起了连队的义务向导。这条路，凯力迪别克一走就是23年。
1972年8月，凯力迪别克·迪力达尔将向导接力棒交到了儿子巴依卡手中。“爸爸对我说，家是塔县，国是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国家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巴依卡深情回忆道。
从青丝走到白发，巴依卡一干就是37个年头。700余次巡逻中，巴依卡无数次帮助边防官兵化险为夷，自己也曾多次受伤，还出现严重的高原性心脏病，做了搭桥手术。巡边路上，巴依卡家有14头牦牛被石头砸死或摔死，每次边防连给他赔偿，他都摆手谢绝：“党和国家给我们办了那么多事，解放军给我们帮了那么多忙，我损失牦牛算什么？”
2004年，巴依卡带着儿子拉齐尼·巴依卡一起走上了巡边的道路。2009年，57岁的巴依卡将巡边向导的接力棒完全交给了拉齐尼。
2021年1月4日，拉齐尼在救助一名落入冰窟的儿童时不幸牺牲，年仅41岁。“失去儿子我心里特别难过，但我为他感到骄傲。”巴依卡·凯力迪别克说。
今年已经72岁的巴依卡已无法再奋战在边防一线，但他依旧在用自己的方式守卫着国境线。
许振超：做无愧于时代的能工巧匠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我作为工人群体的代表获得了‘人民工匠’这项荣誉，觉得很惊喜、很自豪。这是党和国家给予我们的至高肯定。”许振超说。
许振超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1974年，24岁的许振超进入青岛港，成为一名码头工人。1984年，青岛港顺应集装箱装卸运输趋势，组建集装箱公司，许振超被选为青岛港第一批集装箱桥吊司机。
“码头在创新，我们工人也得求变。”许振超如饥似渴地学习，想方设法弄懂桥吊的构造和原理。为了看懂桥吊的英文说明书，只有初中文化的许振超买来英汉词典；桥吊技术难题的答案在控制板上，他每天下班把备用控制板带回家，在台灯下仔细观察研究……凭着这股韧劲，许振超花费4年时间逐步掌握了各类桥吊技术参数和设备性能，不仅能排除一般的机械故障，还能修复精密部件。
装卸效率是港口码头的核心竞争力。2003年4月，在“地中海法米娅”轮的装卸作业中，许振超率领团队创造了单船效率339自然箱的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此后，许振超团队又先后8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使“振超效率”成为港航界的一块“金招牌”。
人人练技术、人人有绝活，这是许振超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给团队立的规矩。他不仅练就了“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拿手绝活，还培育了“王啸飞燕”“刘洋神绳”等一大批港口工人品牌。“许振超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后，他对推进技术创新、培养后备人才更加关注。近年来，许振超带领团队申报国家专利108项，完成技术革新项目998项。
从肩扛手抬到机械化再到自动化，许振超见证着港口的变化，也同港口一起成长。接受采访时，他多次讲到“主人翁意识”：“我对党和国家、对港口都有很深的感情。我是港口的工人，就把港口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我是中国人，就得争当国家建设的主人翁。”
在平凡的岗位干出不平凡的成绩，许振超是当代学习型、知识型、创新型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咱当不了科学家，但可以做个能工巧匠，练一身绝活，同样无愧于时代。”许振超说。
张晋藩：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灵娜
“作为一名教师，我是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如今，“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94岁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仍然坚持给新入校的博士生上课。从1984年招收第一位法制史学博士生到现在，张晋藩先生四十年从未间断，今年还新招了两位博士生。
作为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张晋藩先生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重大贡献。
在新中国法制史学上，张晋藩先生创造多项“第一”：招收新中国第一届法制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
“为天下育英才”，是他的毕生追求；“不偷懒、不自满”，是他的治学名言。
张晋藩先生患眼疾后视力严重下降，依靠放大镜阅读，不间断地从事教学与研究。这些年，放大镜从6倍变成12倍，但他依旧保持每天四五个小时以上的工作强度。“有时学生们到我家里，我口述，他们写，一两个钟头都不觉得累。”
“先生的课，每年都有新东西，他把学界的新成果和自己的新思考都融入进来。”张晋藩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朱勇说。
做学问要为现实提供有益的、科学的、历史的借鉴，是张晋藩先生对年轻博士生最重要的要求。他说：“这是学法制史的目的，史学的作用是关照当下。”
栉风沐雨七十载，张晋藩先生孜孜不倦，投身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历时19年，牵头召集国内法制史学界的学术力量，出版《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为新中国法制史学科做出奠基性、开创性工作；历时23年，牵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他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完成这些项目，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用学术研究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先生一直主张，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法制史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前的国家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讲师张京凯告诉记者。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除学业教育外，张晋藩先生格外重视道德教育。现在活跃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台上的教师，有些就深受先生影响。
“为了让我讲好第一堂课，先生亲授教学经验，并让我在他面前试讲，提出完善建议。”张京凯说，“先生也鼓励我们做学问。监察官法是我国首部规范监察官管理和监督的专门法律，而中国古代对监察御史的选任有诸多规定，可择善而用，先生指导我完成《监察官选任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传承》。”
步入鲐背之年后，张晋藩先生笔耕不辍。今年上半年，在第1期《中国纪检监察研究》中，他以《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及其史鉴价值》为题，探讨了中国古代监察法制的历史借鉴，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法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历史教训，对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具史鉴价值。
“法制史的研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组织力量，继续编写有价值、有意义的大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历史镜鉴。”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后，张晋藩说，“作为一名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我将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为人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希望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的法治人才，使‘后继不乏人，后继更胜人’。”
路生梅：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伴着如潮般的掌声，“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在路生梅的胸前熠熠生辉。“我只是一名普通医生、普通党员。这枚沉甸甸的奖章代表了党和人民对我的认可，分量很重。”路生梅说。
在获得“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的那天上午，路生梅还在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义务出诊。
在佳县，今年80岁的路生梅已为当地百姓坐诊超过50年，不少家庭上下四代都找她看过病。1968年，路生梅从北京第二医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佳县工作。1969年，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这里就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我要扎根佳县，为党工作50年，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土地。
为佳县建起第一个正规儿科，为数万名婴幼儿提供规范诊疗服务，培养了一批儿科专业医师和护士……一句承诺，半世坚守。1981年，路生梅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由于成绩突出，北京和西安的几家大医院抛来橄榄枝，但路生梅婉言谢绝。1999年，路生梅从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休，拒绝了亲人回北京生活的建议和其他医院的高薪聘请，继续留在佳县为老百姓看病。
每周一、三、五上午在佳县人民医院或佳县中医院义务坐诊，组建“我爱佳县”老年志愿者队伍做公益，为提升县级医院诊疗水平建言献策……“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的诺言已经兑现，路生梅又许下了一个新承诺：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很幸运能生活在这个和平幸福的年代，为佳县百姓做一点事。我是祖国培养的医生，哪里需要我就留在哪里。”路生梅说，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她会继续做一名扎根基层、扎根人民群众的医生。
张燮林：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在中国乒乓球的辉煌历史中，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运动员时期，他以独特的直拍长胶削球技术独步天下，被誉为“乒坛魔术师”；转型教练后，他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引领中国女乒登上一个又一个巅峰；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心系体育强国梦，躬身力行推广乒乓球运动。国际乒联前主席沙拉拉曾评价：“他在中国和世界乒坛上取得的成就，后人难以逾越。”
他就是“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燮林，国家乒乓球队原女队主教练，乒羽中心原副主任，中国乒协原副主席。他说：“我非常荣幸和激动，这个荣誉是对自己一生的肯定。”在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会议室摆放的一座座奖杯前，张燮林将自己与乒乓球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乒乓球的辉煌历史，更是一部关于坚持、努力和拼搏的励志篇章。
张燮林1940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上小学时，学校仅有一张球台，抢不上台子，他就在空地上画一张“球台”，中间划一条线当“网”；考中学时，他择校的标准是看哪个学校乒乓球台更多。家人反对他打球，好几块拍子被爷爷劈断，他就把拍子寄存在同学家，放学后去取拍，打完再放回。自称“野路子”的他，一路打进了上海队、国家队。
进入国家队后，张燮林的技战术迎来质的飞跃。第27届世乒赛，张燮林轻取日本选手三木圭一和木村兴治，为男团夺冠立下奇功，并与王志良搭档拿下中国队历史上首个男双冠军。第31届世乒赛，他与林慧卿搭档，夺得中国队首枚混双金牌。
1971年，退役后的张燮林成为国家队教练，后又临危受命，出任女队主教练。张燮林说：“国家队教练员首先是‘采购员’，要眼光独到，把有发展前途的运动员吸收进来；然后是‘指导员’，既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又发扬长处，优势为先；最后是‘推销员’，把爱徒推举到世界大赛中去，为国家争光！”
1986年，13岁的邓亚萍因在比赛中表现突出，进入张燮林的视野。女队就邓亚萍进国家队的问题讨论了三次。前两次分歧较大，反对者认为邓亚萍个子矮，胳膊短，球技难有大发展；第三次讨论，张燮林列出大量技术数据，说服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对邓亚萍应全面地看，综合地看，她个子天生矮，正因为矮，看网低，都成了机会球。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的职业生涯共斩获四枚奥运会金牌、18个世界冠军，成为中国女乒第一代“大魔王”。
“当年在国家队，我每天都会写训练日记，张指导每周都会留下整整一页纸的批语，我特别期待他的批语，然后再对照着加以练习。”张燮林的弟子、世界冠军刘伟告诉记者，“张指导不单是我们的教练，更是我们的恩师，像父亲一样，教我们打球，教我们做人。”
在张燮林指导下，中国女队夺得十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三枚奥运金牌，并多次蝉联世乒赛单、双打冠军，葛新爱、焦志敏、邓亚萍、乔红、刘伟等一大批世界冠军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中坚力量。
“毕生痴恋乒乓，育几代英才，欲断衷肠；忠心为国争光，得多少荣耀，国人难忘。”谈及中国乒乓球的长盛不衰，张燮林将其归因于“传承”——“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我们始终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展望未来，他想对中国乒乓球界的后来人说：“再创辉煌，保持荣誉。”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